過去幾個月，尤其是最近，中國的政策、經濟和周邊環境都發生了很多變化。包括奇虎360、哈爾濱工業大學、云從科技在內的33家公司或學校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從這些變化中，我們看到了“5G”、“AI”、“大數據”，即“新基建”的身影。可見，新基建不僅是我國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是全球各國正在努力爭奪的戰略高地。
那么在新基建的浪潮背景下，中國制造業與科技發展進程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疫情對國際政治、經濟影響的前提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國際需求快速下降，全球化進程被迫「暫停」，我國將面臨國際產業分工調整的大變局。
討論疫情對國際政治、經濟影響的前提，是大家最近討論非常多的問題—— “民粹”和“去全球化”。不管是涉及到中美關系，還是國際環境，或者是國際環境中跟中國有關的部分，都要理解“去全球化”和“民粹”。
從2009年開始，為了解決金融危機的問題，各個國家都印了大量的錢，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流動性，尤其是發達國家。
錢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當這種生產要素的可及性大量增加，用錢賺錢的人比用體力和勞動賺錢的人要賺得更快、更多，如此就會導致貧富分化。這種事情在過去100多年中也發生過，只是2009年這次的總規模相對來說比較大。
那么它產生的結果是什么呢？
貧富分化增加導致的結果是相對差距增加，通過體力和勞動賺錢的人即使絕對收入沒有下降，但相對收入一定是下降的。只有用錢賺錢的人才會比較富裕，因為他的金融資產是被反復循環購買的。在貧富差距增大的情況下，體力勞動工作者會對現實不滿，而對現實不滿就要做出政治表達，因為做政治表達是最容易把世界變得跟以前不一樣的方法。
也正是因為這種方式，所以在過去5年當中，發生了很多特殊的政治現象，比如特朗普被選上美國總統，英國脫歐等等。這些事情都是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因為相對貧富差距的增加，導致底層，或者說勞動群眾對現實不滿而做出政治表達的方法。我參與投票告訴你，我希望以后變得和今天不一樣，和過去不一樣。
這些和我們今天討論的疫情有什么關系？
我們看到全球的發達國家為了解決疫情問題，都開始釋放充裕的流動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把疫情和經濟放在一起，往后看3-5年，大概率會再一次出現由經濟現象產生的政治表達，這個政治表達和上次是一樣的，而政治表達的結果，最好的情況是短期內大家都能控制，如此就不用轉嫁各種各樣的國內矛盾，但這次非常麻煩，面臨失業問題，面臨公司解散問題，這對勞動人民的影響最大。
如果疫情時間稍微長一點，大家轉移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可能就各不相同了，再拖下去，大家可能會把矛盾轉移到國際上。
中國產業鏈是如何形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中國采取了著名的“4萬億計劃”的措施，在看“4萬億計劃”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產業鏈的發展。
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最早主要跟農業有關系，因為中國先推的是包產到戶，解決農村勞動力，那時中國有10多億人，全國接近一半的就業人口當中7 0%多都是在農業這個行業工作。包產到戶解決的問題是，要把農村勞動力解放出來。
那么是怎么解放的？包產到戶，讓農民有了自己的農田，于是都拼命地勞動，生產效率也因此提高，人口多數的農村勞動力就被陸續解放出來。正如圖中最下面的那條線。
這些箭頭代表了中國過去大概40年當中，按順序依次發生且仍然同時存在的產業鏈環節。
農村勞動力被解放出來后去做什么了？去做鄉鎮企業。“鄉鎮企業”這個詞最早叫作“田間地頭的手工業作坊”，簡單來說就是制造業和工業稍微放開了一點，直到1984年之后，鄉鎮企業在政策上才得到允許和鼓勵，當時還出現了“流通業”，也就是所謂的萬元戶。
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被就地改造成初期的產業工人，1995年，鄉鎮企業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占當年GDP的25%，也就是說，當時中國GDP的四分之一都由鄉鎮企業貢獻。
但是，在90年代末，我們就很少再聽見“鄉鎮企業”這個詞了，這是因為鄉鎮企業達到高峰期之后，我們就開始規模化、工業化、標準化，原來的鄉鎮企業變成了民營制造業企業。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發展過程，但我們在討論產業轉移時，有幾段歷程是很難被抄襲和拷貝的。
我們大概有8億勞動力，其中有30%在工業中，而且這30%并沒有包括農民工，如果加上農民工的話，我們大概有40%，也就是大概3億多勞動力在工業和制造業的環節上。這3億多工業勞動力是怎么來的呢？是先從農村解放出來，經過技能培訓，然后從小工廠轉到大工廠，接著變成了規模化生產的產業工人，最后進入到不同的行業。這也是中國勞動力的過程。
中國勞動力的過程全世界幾乎沒有國家能夠再抄一遍，因為第一得有足夠多的閑余勞動力被解放出來。第二，這些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得經過初級培訓變成產業工人，最難的是得有這么大的規模。
如果想轉移中國的產業鏈，所涉及的產業規模大概需要把南美、東南亞的大概四五個國家全部加起來，此外，這里還涉及到教育水平、人口分布、收入結構、年齡結構問題等等。
所以說，我們的勞動力優勢很難被copy。
有人可能會問，我們的產業現在走到哪一步了呢？現在我們的產業鏈大概走到了“高附加產品工業品”與“高附加值服務“共存的階段，也就是鏈條中的最后兩個環節都存在的階段。
那么之前的環節我們都長成了什么水平？
在過去的40年中，我們幾乎在每一個環節上都發展為全球的第一名，全球最大。
以基礎建材為例，水泥和鋼材，我們是全球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從1996年，中國成為全世界粗鋼產量的第一大國，如今我們依舊保持全球第一。1996年我們的產量剛過1億噸，現在我們的年產量大概有9億噸。
其他國家呢？第二名原來一直是日本，現在是印度，印度有1億噸，日本大概有9000萬噸，美國有8000萬噸……就算把后邊的2-10名加起來，與中國的9億噸還有很大的差距。
工業品、中間品和化工更是如此。工業品大概有多大？聯合國曾規定過40多個所謂工業品的相關產業鏈，全世界只有中國在這40多個品類中是全齊，而且在400多個子類當中，我們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第一。
我們的化工有多大呢？2019年，中國化工產量產能總量大概占全世界的40%，預計在5-7年內，將會達到50%。
消費品就更大了，哪怕是比較難做的，比如說消費電子行業，手機的裝配大概占世界裝配產能總量的75%。
此外，消費電子行業中難做的帶有芯片的電子消費產品，我們也是世界第一。2015年，芯片進口成為中國花費外匯第一大行業，全世界帶有芯片的電子消費產品，有接近90%是中國一個國家做的。當然不幸的是，我們生產的帶有芯片的電子消費產品當中，芯片有90%是進口的，這也是導致在過去這么長時間，芯片一直是我們花費外匯占比最高、絕對總額第一的行業的原因。
繼續回到“4萬億計劃”。2008年，政府推出“4萬億計劃”來刺激經濟，那么這4萬億主要花在什么地方了？
這4萬億的基建主要花在了圖中第二個鏈條上。
高鐵。十年我們修了3.5萬公里高鐵，大概花了4-5萬億人民幣。現在我們國家的高鐵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概是全世界高鐵總量的一倍還多，也就是說，全世界其他國家的高鐵建設量加起來也不到我們的一半。
高速公路。我們現在大概有17萬公里的可通行里程的高速公路，當然，它的修建比較便宜，一公里不到1億人民幣。
地鐵。地鐵也很貴，一公里大概是4-5個億。我們大概修了6000公里的地鐵，花費2萬多億人民幣。
機場和航空。中國是增量世界第一，存量世界第二，大概再過3-5年，會變成世界存量第一，增量第一。
這些是2009年到今天，這10年做的事情，把這兩個鏈條加起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與最外邊的“新基建”鏈條有著緊密聯系。
過去的40年，除了在高附加值工業品和高附加值服務這兩塊外，中國在幾乎所有的工業消費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規模最大，并且完整性最強。不管是消費品、工業品，還是其他相關的化工產品，我們都已經是世界第一。
雖然第二條鏈條飽受爭議，但它卻帶來了驚人的結果。比如物流。中國的物流大概狀況是什么樣？我們一年的物流，包含倉配在內，總規模大概是14.6萬億，去年（2019年）中國GDP是99.1萬億，如果按100萬億算，物流相關行業占中國GDP的14.7%。
可能會有人問，物流行業占一個國家的GDP比例高好，還是比例低好？
這個沒有絕對的答案。比如說美國的物流行業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8%。大概在7年以前，中國的物流行業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大概是17.8%。
很明顯，我們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國不會低到像美國那樣，因為我們運送的東西多，而且在每一個環節上都要進行傳遞，比如說，首先我們要把鋼運到哪里去，把煤運到哪里去，把水泥運到哪里去，其次再把它加工，加工完之后，變成化工品、中間品、工業品，接著我們要再加工，把它變成電子產品、變成消費品，最后我們要再把它運到港口，運出去做外貿，或者分散到各個地方做內貿。
中國的物流行業占比高，是因為它介入的環節多，且運送的總量大，為什么運送的總量大？因為我們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運送的總量自然也大。
那么為什么我們的比例下降了？這是因為物流成本占整個生產過程的比例下降，意味著我們提質增效，總量增加，占比降低。此外，當運的東西越來越值錢，物流成本占比也會下降。我們與美國相比是怎樣的？以噸公里為例，就是把一噸東西運一公里的成本，中國是8美分，美國是2毛1美分。
所以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4萬億，覺得沒有爭議。這是因為你認為它對中國今天能持續擁有底下那條長產業鏈非常重要，它搭建了一個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網絡，使得這些產業鏈相互之間的連接，能既保持規模，又成本低價。
由此可見，這兩條線加起來產生的效果，是除了中國外，世界上其他國家幾乎都做不到的事。鏈條上這么多環節我們都做到世界第一，鏈條之間高效連接。此外，還有一條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網絡，就像一層保護膜將它們充分連接。
高效低價的物流網絡
今天有很多經濟學家在談論“新基建”，也就是圖中最外邊的那一個圈中的內容，總量上能不能拉動中國的經濟。
我不是經濟學家，這個問題我無法從經濟學角度回答，但是我可以從投資的角度分析。
兩條最大最全的鏈條形成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網絡，在此基礎上，將最外圈的東西與之相連接，使得鏈條和網絡的使用以及調度在整體上變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這個事情怎么實現的呢？方法很簡單，隨便從里邊挑跟數據有關的事情，如果能夠使得這里邊的每一根鏈條上的環節都代表著每一個廠，每一個生產方式，每一個是機器設備等等，且每一個我們都知道它具體什么狀態，我們就知道了全中國發生的兩個鏈條上，所有的事情和狀態。
產生的結果是：不盲目生產。可能原來我們只管自己這一環的操作和運輸，首先進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車把它運到各個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把它加工出來，接著再考慮把它運給誰，最后再考慮把它賣給誰。
但現在，如果我們在每一個環節和每一個節點上知道它的供需和狀況，知道今年或現在我們需要進口多少油，能產出多少油，應該把這些原料或能源分別運給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多一點，哪些少一點，并利用高效網絡提供給就近的需求來生產，這在成本效率上是最高的。
把這一圈東西搞明白了，你就會知道中國40年搭的網絡，之所以能在全局上有一個完整的效率調度，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些鏈條相互之間到底應該誰生產什么，怎么連接，運到哪里去，下一次生產出來之后可以賣給誰。
最外邊圈的總量是高技術密集型的，雖然需要的投資總量不一定很大，但是有了外邊那個圈，它產生的結果會使得里邊環節變得比以前高效很多。
那么這些其他國家能做嗎？當然，這件事情其他國家也能做，但是用處不一定像中國這樣大，因為你需要調度所有的環節、運輸足夠多次數、做足夠大量的供需匹配，如此，最外邊那張網絡的用處才會變成最大。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與新基建沒有什么太大關系，那我們舉例來說。
在輸變電技術上我們有1000千伏的特高壓輸電站，它有以下幾個優勢：
第一個是損耗小，用特高壓直流來輸送時，電的損耗少；第二個是傳輸距離長；第三個是占地少，占地少的概念就是需要的塔少，所以占地相對少。
我們日常生活和外面那張網有什么關系？有這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很簡單，比如說我們把能發電的能源集中到某一個地方，然后把電運上網，送到各個需要能源的地方把它落地，然后變成你的能源。
第二種情況以車為例，中國從2017年開始成為石油進口第一大國，每年進口5億噸原油，大概花費2000億美金以上，原油煉成車用汽油，供給中國2.6億輛左右的汽車。
該怎么分配能源呢？第一個，最節約效率的方法，我們先把所有的進口原油盡量都運到一個港口，在那個港口建一個巨大無比的石油煉化廠，把5億噸石油變成1億多噸的汽油。其次從煉化廠派非常多的運油車，把它運到全中國各地的加油站，然后再開車到加油站去加油，最后再到處跑。這是一種能源循環方法。
另外一種，假定我們還拿石油來發電，運了很多石油之后，我們在港口就地建一個火電廠，把石油變成電，然后把電變成特高壓或者智能電網，智能電網的概念跟我們剛才那一圈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把火電廠發的電通過特高壓，根據電網的分配，把它輸送到你家里的車用充電樁上。
通過這兩個能源循環，我們知道電網的智能化和輸電低損耗高能量的傳輸過程，對能源流轉會起到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
最外面那一圈網，不管今天的爭議是在于體量夠不夠大，絕對規模夠不夠大，還是能否刺激經濟，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為了解決里邊那兩個已經存在的鏈條，能夠最高效的被使用、最小程度的被浪費，完成最高效的全局調度。
簡單來講，如果發生疫情的時候，我們知道全中國哪里能生產口罩，哪里有煉化廠可以生產口罩原料，以及這些口罩不同地區分布的產能大小，如何運到武漢去，調度的結果會和1、2月份的時候不一樣。當然這些的實現，是要有了外面那一圈。
所以，結論是往后看10年，外面那一圈會使得我們里邊那兩圈效率非常高。當然從物流網絡來看，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如果再加上一個最好的調度網絡，這個效率沒有國家能有機會在短時間內超過，因為我們運的東西又多又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還能整體調動如此大量的供需關系和物流過程，使得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高附加值產業
如今，中國走到最后兩格的公司屈指可數，比如華為，今天的華為被推到風口浪尖，尤其是在過去的一年，乃至過去幾周的時間里。
五六年以前，沒有人會想到華為會成為一家世界級的電子消費品牌產品生產企業，或者說是跟三星一樣，僅次于蘋果，正在追趕蘋果的企業。
2014年、2015年，華為手機顯然不被認為是高檔有品位的禮物，但今天別人送你一部華為P40手機，你會覺得這個人有情懷，有品。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華為現在是高附加值的工業品和消費產品。
蘋果賺了產業鏈上絕大多數的利潤，叫高附加值產品，華為現在也正如此。
那么什么叫高附加值服務？微軟和谷歌大家都知道，典型的全球大公司，它們在全球賣的所有東西里沒有所謂的物體產品，它賣的都是技術服務和知識產權。換句話來講，高附加值的服務，就包括了金融、醫療，也包括了其他相關的計算機軟件服務、知識產權等。
圖中華為跨了兩個格，這是因為它里邊有非常多的技術。華為大部分的技術自主化是通過海思芯片公司實現的，這是華為自有的芯片公司。2019年海思在世界芯片公司排名上位居第7名，這是中國大陸歷史上第一次進全球排名前10的芯片公司，過去連進前20名的都沒有。
當然高附加值產品這一塊也包括一些與金融和藥物研發等等相關的，與華為各占一半。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當中國發展到今天的程度，像華為這樣的企業碰見的問題，意義非同尋常。以美國針對和打擊華為為例，這是因為對于美國或者其他一些國家來講，不容易或者暫時不能接受中國在產業鏈結構上，擁有和誕生出像蘋果或者像微軟和谷歌一樣的國際企業。這種問題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層面。
我們再舉一個抖音的例子。抖音在國外叫tiktok，正在竭盡全力做國際化，我們可以大概預測一下，如果發達國家或者美國暫時不能接受，有像蘋果一樣代表著行業最高技術水平，且是國際性第一流的公司誕生在中國的話， tiktok在美國或者國際上大概也會碰見類似于華為的問題，雖然現在還沒有，但我猜它將來可能會遇到。
圖中右上角是美國的典型國際化公司，其中很多在產業鏈結構上只占最后兩個環節，而中國是將前邊所有的環節都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才開始走到最后兩個環節。
回過頭來講，如果你今天換一個角度來理解新基建的話，可能外邊畫的那一圈所有的技術，即能制造外面那一大圈鏈條的能力，幾乎大部分都在最后兩個環節。所以，我們做了最外面那一圈之后的結果，是里邊那兩個鏈條就會變得幾乎是全世界最高效，且能更穩定的長期存在。
誰能做最外面那一圈鏈條，誰就能在其中起到更多的作用。簡單來講，最后那兩個環節和能力強的企業，會在最外面那一圈形成時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那兩個環節的企業，除了前面那些環節之外，整個鏈條的附加值都做到了極限。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因為有華為、小米、VIVO、OPPO這樣的公司存在，所以我們能夠讓手機的裝配制造產業鏈在中國較長期、較大規模的存在。雖然我們也會轉移一部分出去，但如果沒有華為和小米和VIVO、OPPO這樣的企業，只有蘋果和三星，那么很多跟手機裝配有關的產業鏈，就被轉移走了。
道理上來講，因為有產業鏈結構最高端鏈條的存在，所以才導致這個產業鏈的穩定性提高。
所以說，中國要解決的問題是投以前沒有投過的技術行業，不管是芯片還是生物醫療，我們要做的原因很簡單，就像我們剛才講的，中國這個鏈條都已經足夠大了。
但是中國有個挑戰，就是制造業附加值增加率。我們把東西，比如說某種原材料或者某種能源材料運進來之后，把它加工完了之后再賣出去，這個叫增加值。
中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占全球的30%，我們一個國家，相當于日本、德國、美國的累加。但是強不強呢？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制造業強國，它的制造業增加值的增加率是33%、35%這個水平，我們是21%、22%這個水平。所以我們還需要努力。
如果我們接著想把這個鏈條做強，只能靠有高附加值工業品和消費品的企業，比如華為。
我再舉一個汽車的例子，因為手機和汽車是要求產業鏈的配套多樣性最復雜的產業。
比亞迪是從1995年開始下海做電池，2002年成為諾基亞在中國地區第一個鋰電池合格的配套廠商。2003年它開始造車，取得了不小的成績，2016年-2018年這三年它一直都是全球電動車產量的第一名，但在2019年被特斯拉超過。
豐田在汽油發動機、氫能源和鋰電池這3個技術方向上都是全球最好的或最好的之一。去年中國的暢銷車型當中，不管是廣汽還是上汽的兩款豐田，都榜上有名。
但就是這個在所有方面都很牛的豐田，在去年“允許外資車企在中國投資汽車企業占比超過50%”這條規定情況下，于今年4月初與比亞迪在深圳成立了一個合資廠，研發新能源車下一代。
而且這個汽車廠有如下幾件事，聽起來匪夷所思。
第一件事是，豐田完全有能力控股或獨資成立汽車企業，但它這次卻和比亞迪1:1合資。
第二件事是，將來研發的電動車企業將會用豐田的品牌來賣車。
第三個問題更不可思議，合資企業1:1的以豐田品牌賣的車是比亞迪的底盤加比亞迪的三電技術。
也就是說一個全球最好之一，掌握最先進技術和銷售水平的車企，在中國做合資企業沒有限制的情況下，仍然只做1:1，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牌子來賣車，賣的車還是中國企業做主要技術提供的車。
這是中國在產業鏈環節上走到最后兩個環節的代表。
底下還有一條更長的線，譬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年的發展，大概從最早的做工業中間品的流通，做消費品的銷售、流通和國際化，做高附加值的工業品平頭哥（做芯片的），到最后的服務貿易，此外還有云計算。
講一個你可能沒印象的數，中國去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41.4萬億人民幣，美國大概是43萬億人民幣，比我們多1.7萬億人民幣，就是2019年我們與美國差了4%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我們一季度受到影響，二季度看起來會保持略微增長，三四季度可能會持續增長，然后今年內需壓力也比較大，刺激政策也比較多。但是不幸的是我們今年到目前為止貨幣貶值了2.3%。去年中國的問題也是貨幣貶值了3%。
也就是說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費品市場，我們比第一大的差距是4%，本來去年差距應該更小，但是去年我們貨幣貶了一點，所以說我們差了4%。今年的問題是疫情對兩個國家的影響還不能確定，當然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已經可見了，但對美國的消費產生多大影響我們還不知道，因為美國的消費對GDP的貢獻大概占60%多。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假定疫情對美國的影響稍大一點，可能中國今年的社會品消費零售總額就會變成全球第一大。
我們繼續來說華為，先簡單回顧一下這個過程。
華為大概是從2002年、2003年開始生產電話的，一直在做電信設備，不愿意做電話，生產電話的時候也是從固話小靈通的最后一波和固話開始的。而且剛開始生產的電話水平不好，固定電話主要都是送出去的，還經常碰見點技術問題，一打雷電話就會出問題。2006年、2007年一直在生產手機，這是它的道路，只不過道路過程當中有一些改變。
1999年左右，工信部當時下發了牌照，允許各種各樣的廠發牌生產手機，就是生產手機的資質相對放開了。
為什么發放了這個牌照？是因為發了牌照之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就可以把裝配產能挪到中國。2002年、2003年出來了第一波手機品牌，也就是俗稱的“手機中的戰斗機“們，如果你還有印象，應該還記得波導、金立等那一大批貼牌機。
但是，現在到2006、2007年，這些戰斗機們你已經不太看得到了，這是因為什么東西都是別人貼牌進來的，我們把整個產業鏈挪進來了，快速的產生了第一批的貼牌品牌，然后貼牌品牌沒有hold住這個市場。接下來把我們的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誕生了第二個中國在手機產業鏈上的特殊情況，叫山寨機。我們給全世界造相對便宜、高性價比的手機。
這兩波手機熱潮過后，我們的裝配生產制造能力，在鏈條上已經比較完整了。就在這時誕生出了一些今天在A股非常著名的公司，比如說歌爾聲學、瑞聲科技、舜宇光學、歐菲光、立訊精密等等。
這些現在A股市場上1000億、2000億甚至3000多億市值的公司，在當時是這么產生的：手機產業鏈挪進來之后，他們從相對簡單的裝配和零部件生產開始，然后變成了今天這樣。
這些廠家，在生產供應鏈的鏈條上一步一步往上爬，變成了能生產精密零部件的代工企業或生產企業。然后中國的手機走到了升級階段，就是從普通的諾基亞手機換成了智能手機，而在換成智能手機的同時，中國終于開始快速擴張消費市場。
從2012年的一季度開始，中國變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銷售市場。
當我們變成了最大的市場，且有足夠多的精密零部件生產環節之后，這兩者之間做了連接，并且產生了第一個公司——小米。
為什么會有這個連接的機會？因為我們是最大的市場，大家都要照顧這個最大的市場。所以這個市場的消費者有什么樣的需求，有什么樣的變化，你就會按照這個需求來生產產品。
如果湊巧你要調動的產業鏈資源在生產精密零部件企業的周圍，那你的進化過程會非常快。經過多次進化，就可能走到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程度。
中國產業鏈的特殊時間與特殊機會
把新基建這個事講完之后，大家難免有這樣幾個問題，譬如，只有中國能做這個事嗎？或者說就今天而言，中美關系所產生出來的科技上的問題，或者說美國在想盡辦法讓制造業回流，中國會不會經歷跟美國一樣的過程？如果不會，為什么？我們有沒有機會？或在做新基建的時候，我想做最外面那一圈企業，有沒有能力做得成？
中國趕上非常特殊的階段和結構，就是說我們在講產業鏈的生產結構又全又大又完整的時候，趕上了產業鏈要升級，而產業鏈升級需要依靠的是技術。那么技術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才；人才需要依靠什么？需要有足夠多的人才總量。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工程師紅利”。
以化工為例，中國的化工產業，雖然占全球產能總量的40%，但我們的精細化工還不夠好，精細化工怎么才能好？必須得有學化學和化工的人來把它精細。
這件事靠誰呢？靠化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國現在平均每年大概有37萬化學和化工的畢業生，在美國化學化工相關專業的畢業生每年大概有13.1萬人。當然，這些畢業的都是高等教育以上，就是大學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開始每年擴招畢業生，尤其從2003年之后化工專業畢業的學生越來越多，現在每年有接近40萬名化工專業的畢業生，他們的平均勞動成本暫時是美國的1/3多一點。
換句話說，我們有既便宜又多的工程師，加上產業工人以及已經是最大的產業鏈結構，我們想不從化工大國變成精細化工大國都難。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2019年高校畢業生的選聘單位當中，在排中國前12名的學校里邊，華為排名第一。其實從90年代的中后期開始，華為就開始持續做校招。
什么叫持續做高校校招？中國從2003年之后就開始大量生產工程師。我們廣義上的工程師，多么大量呢？擴招是1999年開始，2002年的畢業生是67萬人，2003年擴招畢業生大概是120多萬人。2019年我們認為人口結構都已經發生改變了，年輕人都已經變少了，但2019年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仍舊非常多，有多少呢？是1000萬。
1000萬是什么概念？2019年中國的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是全球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的1/4。在這個基礎上，以華為為例，意思是說它做了20年的工程師紅利，才有今天這些技術。
再舉一個例子，藥明康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叫藥明生物，它做的是藥物研發過程當中的CRO，即合同研究外包。簡單來講，就是大的藥企在研發藥物時，自己雇人做實驗，從頭到尾覺得太麻煩，效率太低且成本高。所以，它就找很多外包公司，比如我想要從A合成到B，來找足夠多的人幫我合成，按人頭付錢，或者按合同金額付錢。
藥明康德靠什么賺錢呢？靠的就是想辦法做比甲方更高效的實驗，且雇到的工程師比甲方雇到的工程師便宜。
2001年藥明康德開始做時，中國在全球范圍之內的醫藥研發，就是剛才講的研究合同外包這個領域占比連個位數都占不到。但在化學方面的藥明康德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一，中國所有研究合成外包的人數總量加起來，大概已經超過了全球總量的一半多。
它為什么能夠做到如此之大，甚至有兩個1000億市值的公司？
這是因為在全球范圍之內，在過去的20年，你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國家，有如此多的化學、生物、生化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而且還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就把他們雇過來。
這件事情也是藥明康德或叫藥明生物在過去18年的成長，能變成兩個千億市值的公司，并且在化學方面全球最大的原因。但如此結合起來其實是一個特殊性，而且這個特殊性，也不容易復制。
比如說美國也能做，但想同時有1.2-1.6億高等教育畢業生總存量是不可能的（這個數還是刨掉每年退休的人之后的數量），因為美國只有3億多人，其中50%是勞動力，也就是說大概有1.6億的勞動力。而我們僅高等教育畢業生就1.6億左右，此外我們還有約4億的產業工人。
所以說這個特殊性其他國家一時半會兒是復制不了的。
其實還有一個特殊性，大家討論國際政策時，說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來自于三四十年前做的產業戰略規劃，這件事當時有錯嗎？不一定有錯，因為在當時的產業規劃過程中，把低勞動力、低附加值的勞動力都轉移出去，不一定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今天的技術應用核心大部分發生在了產業中。換句話來講，我們投資行業在5年以前，認為最熱、最時髦、最難做的技術是自動駕駛。
很多厲害的人都去做了自動駕駛。5年過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在自動駕駛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所有做自動駕駛算法和數據的公司必須跟造車的公司合作，你得先把這些東西放在車上，且有足夠大的市場，有人愿意買這個車來開，然后才能開始去循環使用和調教這些算法，使得你靠近自動駕駛這條路線。
如此來看，你會發現，全世界認為最牛的技術，最后的結果是必須要跟造車的企業結合才有用。
那30年前為什么不是這樣呢？
因為30年前、40年前代表生產力最高效率，也就是今天代表美國市值前10名當中的大部分企業是什么？是信息技術企業，是微軟、谷歌、亞馬遜、Facebook這些，做的是純信息效率和軟件層次的技術和提高。
言下之意，它們不是自動駕駛，而是做提高信息效率和信息傳遞、處理技術，單獨構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公司。這與你看到大部分的技術需要跟產業結構結合，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機器人也好，自動化也好，甚至是5G當中的一些應用等相關的事情也好，它可能都需要跟產業結合，需要跟實體結合，才開始有效率。這時有實體，且趕上了這個特定的時間段，就變得極其重要。
所以說，不是因為中國要做這件事，這個結構才有用。是因為湊巧我們走到了今天這個時間節點上，湊巧這些新的技術應用，含芯片在內，這些新的技術應用都是為了解決具體產業的整個效率提升，或者跟產業結合之后的效率提升，而不是純粹的信息效率本身。
如果你現在要做自動駕駛這個技術應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愿意跟你合作的造車的人在你邊上，此外最好還有足夠多愿意買車的人在你邊上，這樣你才能把自動駕駛迭代更快。
這是非常特殊的，是正好碰到這個時間節點才發生的。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這樣，只是在今天來看是這樣。
我們舉了幾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們只講新能源汽車，從2014年開始中國變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事實上，我們的汽車從2009年開始就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汽車市場，只不過從2009年到2014年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換了個跑道，我們從燃油發動機換到了電池。電池的核心技術是正極、負極、隔膜和電解液。
中國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多件事都變成了全球第一，除此之外，我們電池還變成了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受疫情影響，在一季度的時，寧德時代第一次從第一的位置降到第二的位置，LGChem變成了第一。
在過去的三年里，寧德時代都是第一名，比亞迪是第三或第四名。電池、電機和電控這三個東西加起來，占了汽車成本的70-75%。
你也可以看到這三項，是在過去的5年，為什么是5年呢？是因為有非常多的文章給了誤導，前一段時間有非常多人在傳一篇文章，說信息與工業化部的苗圩部長，說全世界的制造業分成4個等級，中國尚處在第3等級，意思就是我們還不強。
這些話是他在2015年11月份的政協會議接受采訪期間說的，他說這句話時是沒錯的。但是2015年到2020年這5年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在貿易戰的大背景情況下，全球認為市值第一的消費電子產業、最高端的電子產業，核心供應商將會發生改變。
特殊的區域性經濟結構
東盟國家現在是我們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超過了歐盟和美國。對此，很多人問，中國會不會有產業鏈的遷移？中國相對勞動密集程度最高，附加值不高的一些裝配產業，確實會遷移，遷移到哪里去？遷移到東南亞。對于東南亞很多國家來說，雖然它具有產業鏈，且具有勞動力成本價值優勢，但是需要從中國買中間品來加工，同時會把終端產品賣回給中國
為什么要賣回給中國？是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變成全球單一最大規模消費市場。為什么要從中國買？因為在之前說的那個鏈條上我們每一個環節上都是最大的，所以要買那些半成品。
簡單來講，東南亞國家把半成品買回去加工成成品再賣回來中國。因為它是相對低工業附加值的生產過程，所以導致的結果是它兩端成本都敏感，就是你運東西進來的原材料，或者是中間品成本要敏感，然后你賣出去的成本也要敏感，因為你是低附加值。
所以，從各方面的因素來看，它都是從中國買去加工再賣回給中國最劃算。因為離得近，有消費足夠大且能承受。除此之外，物流成本占比低，這也是東盟變成了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的原因。
今年3月和去年10月、11月，東盟國家都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超過了歐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伴隨著中國產業鏈部分轉移以及貿易結構的改變，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因為，我發現中國在今年的疫情期間外貿受傷，或者叫受損嚴重的情況下，有一個外貿是出現了同比增長，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二十不等，這個出現增長的就是中歐班列。
中歐班列是運到中歐的14個國家，剛開始是通過2個方向來運往東歐的一些國家，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
2011年中歐班列通車，國家在陸續增加的過程當中，有幾件事情是我們做了接近9年的，這幾件事情的結果有什么作用？
我們把中歐班列先放一邊，因為那是“一帶一路”。如果我們統計“一帶一路”的話，“一帶一路”就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
如果你查東盟的數據，你會發現一件重要的事：我們跟東盟這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關系是進口和出口同時大。
這件事為什么重要？是因為大概在9年前，我們在修這些基礎設施時，中國的高鐵通到了哪個地方，哪個地方就會有競爭優勢。因為來往需要兩次，要從中國運東西過去，然后再把生產出的終端成品運回中國，如果直接通高鐵，就意味著你在兩次成本上有優勢。
因為如果大家都要從中國運過去來加工，然后還都要運回到中國，你有直達線路就會有巨大的優勢。比如說，我們在過去十年的高鐵修建過程當中，中國出現了一個叫特殊的區域性經濟結構，這個區域性經濟結構在今天變成了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一個叫長三角，一個叫珠三角或者大灣區。
在疫情期間，有個“散裝江蘇”的說法，這是因為我把這些小的地區通過一條高效運輸網絡連起來之后，這個產業鏈就連起來了，不需要把東西都放在一個地方，只需把產業鏈在沿線分布，它們就能變成完整且具有競爭力的區域性經濟結構。這也是為什么會有大灣區和長三角的經濟結構的原因。
如果把中國理解為世界，或者把整個中國理解為一大片的東南亞或者“一帶一路”這一大片區域，你就理解5條鐵路加一個港口的作用。
比如說長三角經濟區，最大的好處是上海是作為人才和高科技的科研中心，最高附加值的部分在上海，相應的生產制造配套加工在長三角邊上按照城市的發達程度逐漸散開，現在又把安徽也放進去，大概就是這么構建的。
理解這個結構后，你會發現整個中國周圍發生的情況一樣如此。
全球資產配置格局的改變
此次疫情對資本市場帶來巨大影響，全球的資產配置格局都發生了改變。
我們知道，除了中國以外，大部分的發達國家已經都是零利率和負利率了。零利率和負利率的概念，就意味著你不要持有現金，因為你持有現金，第一不能保值，第二不能升值，很有可能還貶值。
為什么會貶值？是因為假定有通脹你就貶值，因為你是零利率，假定是負利率你更倒霉，你存錢你就等于虧錢。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負利率和零利率的情況下，大家應該極少的持有現金才對，鼓勵去投資和買資產。
但在過去的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在全球范圍之內，所有的資產在3月中下旬的全都快速貶值，大家全都在賣資產，不管這個資產是比特幣，是黃金，是國債，是股權，是資本市場，還是股票，所有的東西都在貶值，原因就是大家出于恐慌情緒全要拿現金。
所以，非常特殊的是美國的儲蓄率和居民儲蓄總額，在今年的一季度還增加了1萬億美金，在它本來儲蓄率就不高的情況下，就是11%的儲蓄率增加了1萬億美金。中國在今年前三個月，居民端的儲蓄存款意外增加了8.07萬億人民幣，我們的總額大概是接近100萬億人民幣，意外地增加了10%左右。
這是全球范圍之內，非常特殊的事情。所有的資產價格都下跌，因為大家全在賣資產回現金，但同期拿現金在手里是完全不符合經濟規律的，因為是零利率和負利率，這個時候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經濟學上的特殊現象，叫做在最不應該持有現金的狀況里，所有人都大量持有了現金。
既然這個現象已經發生了，那么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是因為你不會長期在一個零利率環境持有大量現金，這違背經濟規律和個人意愿。所以你會重配資產，什么叫重配資產？在你不再為疫情恐慌之后，你會重新把錢從現金拿出來，去購買資產和進行投資。
這個經濟的現象極其少見，因為它不符合正常規律。換句話講，經濟在儲蓄是負利率和零利率的情況下，大家都拋掉資產，不管是從資本市場看，還是從各種資產類別來看，或者是從央行的數據來看。大家都拋掉了資產，持有現金，在最不應該持現金的時候都大量持有現金，同時大多數國家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即發了大量的錢，那就意味著錢會變得更多，然后現金的持有比例就會空前的高。
所以，一旦恐慌情緒之后，會有一次大規模的現金重新購買資產的現象。那問題來了，這一次重新再買資產，會跟之前的資產結構一樣嗎？可能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按4月份央行銀保監會做了一個統計數據，雖然飽受爭議，但我們認為它挺客觀，它是統計了3萬戶城市居民。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居民戶均持有資產371萬，其中有1.49套房，戶均不是人均，所以別認為你沒到1.49套房就沒到平均水平，是戶均，就是一家人全算一塊。
接下來先假定個極限情況，在疫情期間2-3月份，你因為害怕出問題，為了安全，想要回到現金，所以你把你們家所有的股票全賣了，所有的房子也全賣了，你把所有的這371萬的平均資產全部都回了現金。那么中國現在疫情已經控制住了，正在恢復正常。今年6月份開始，你會重新再買回1.5套房嗎？不一定會。原因是你覺得房子不一定會像以前一樣升值那么快了，你可能就會去找升得快的，但是又怕再出現什么問題，搞一回錢就沒了。
所以，你在重配資產的時候，會按照先安全性，再增長性重配一遍。你不一定會買回1.5套房，可能會考慮買一些其他的，比如說多買點黃金，多買點比特幣，多買點A股，多買點港股等等。
你要知道，全球有無數的錢，尤其現在有很高比例在現金上，全球大概在經過了這次疫情之后都會再做一遍思考。
所以說這是極其罕見的事件，就是在不該持有現金的時候，全球很多錢都變成了現金。然后因為零利率和負利率，大家會重配資產，不會長期持有現金，就出現了和回現金之前的資產配比不一樣的結果。
在這里我給大家推薦兩本書。
我為什么推薦這兩本書呢？因為這兩本很難看進去，如果不是疫情，我也不會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讀。而且這兩本書湊巧在疫情當前和國際環境變化來看，使你愿意花點心思去看。
它們分別是1990年代的一本書和10年前的一本書，其結論非常特別。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講大概上百年或者幾百年的文明發展歷程，在1990年整個世界發生巨變后，進行了一次推導，5年、10年、20年、50年、100年后，世界會變成什么樣。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這本書是從1萬年前開始，即從采集變耕種行為開始，給你把地理、生物進化、人文、氣候、環境、軍事技術進步等所有問題都解釋了一遍，大概歷史是怎么進化的。
這兩本書從1750年這個節點開始，講述西方世界處在不斷上升和強勢的過程當中，大概直到一戰走進二戰前，達到了西方文明的頂點。然后再過150年左右的時間，西方文明會被被東方文明再一次超過。這兩本書從完全不同的宏觀視角得到了個相同結論。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受爭議是因為90年代中期湊巧蘇聯解體，導致美國特別強大時出版了這本書。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你能看到書中預測到的很多事情和現象都出現了，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品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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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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