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奇說：這次疫情我們的醫療服務體系暴露出什么問題？
段濤：我們的醫療體系再次失效，不是我們沒有想到有危險，非典之后我們是做了相應的設計和規劃，但是大家以為開會規劃和設計好的東西，只要講過了就等于做過了，做過了就等于做好了。在我們的意識里，規劃和設計的程序是可靠的，遇到突發可以完全按照構想運行。但現實并不可靠，真正的考驗來臨后才發現設計的并不起作用。
做得好的醫療應急管理是這樣的，一旦發生公共衛生危機，不同程度的危機應該做什么樣的應對，要明確什么人去做什么事情。這個過程不需要請示任何人，危機只要達到某個程度，就要按照規定啟動應急機制，而且要自動觸發。如果逐級去請示，上級說考慮一下，等等看，就肯定會誤事。
行政主管一般不是臨床醫學專業出身，也不是公共衛生的管理專家，也不懂風險控制和傳染病的管理調控機制，這次湖北省所有衛計委領導，只有一個是學中醫出身的，而且沒有多少臨床經驗。所以向這些非專業的人做了匯報，他們不懂如何處理。
創奇說：此次公共衛生危機，我們該做什么總結？
段濤：第一個反思是SCI文章至上是醫療界的毒瘤。
這制造了很多不會開刀的外科主任，不會看病的內科主任，不懂風險控制的疾控中心主任，不懂管理的醫院院長。這些人管理的資源越多，產生的問題就越來越大。
第二個反思是不作為與亂作為。
舉個簡單例子，很多的公立醫院現在都派人到抗疫前線，但私立醫院都得關門，甚至公立醫院不是定點收治肺炎病人的醫院也要關門。
很多得癌癥的病人得不到治療，沒辦法做手術，沒辦法診斷，沒辦法化療。腎衰病人沒辦法做透析，嚴重的心肺并發癥病人沒辦法搶救，這些人很絕望。因為要確保醫院里100%不能有新冠病人出現，醫院里的員工100%不能有一個人感染。那么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手術全取消，病人都不要來，甚至連婦科的人工流產手術都停掉，如果是孩子有缺陷、染色體異常，畸形都沒有辦法。
第三個反思，危機與風險管理要經過實踐考驗。
按行業看，風險管理做得最好的是航空業。
這些年醫院向航空業學習，任何危機和風險管理都要有制度、有體系、有團隊、有應急機制，要不斷去操練，不斷去改善。問題出現之后，只要摁下應急按鈕，不用臨場做安排，所有必須到位的人必須到場，無論是嚴重的心臟驟停的病人，呼吸暫停的病人，休克的病人，只要一按鈴，不需要解釋，相關的人都要到場。。
這是一個現成的機制，醫生們每天都在用這套體系。但是官員沒有經歷過這些，他不可能對這個系統有深刻了解，有足夠的經驗讓他來啟動制度和體系來應對緊急事態。因為平時注重的不是這種十幾年才一遇的危機，他沒有這個訓練。但是在航空業不一樣，如果出事，飛機往下掉，不光乘客倒霉，飛行員和機組人員也跑不了。
反思之四，公共衛生危機應急程序設計的前提要充分考慮包括人性在內的各種不靠譜。
這次處理新冠病毒疫情時的各種差錯提醒我們，人性是多么不靠譜，我們的記憶力多么不靠譜，我們的溝通多么不靠譜。我在做醫院安全質量管理時，是把所有的人當壞人看，把所有的人當傻瓜看，把所有人當壞人去防。公共衛生危機應急管理程序設計的前提也要考慮各種不靠譜。
創奇說：如何發揮社會辦醫的力量？
段濤：這次在武漢，武漢亞心這樣的民營醫院發揮很好，積極配合政府做事。公立醫院太大，機制太復雜，有太多決策流程。民營醫院決策快，沒有那么復雜的流程和程序，一旦要他們參與就能很快響應，但前提是社會辦醫得非常強大才行。
歐美國家的醫療機構絕大多數都是非公立的醫療機構，他們照樣可以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一方面是診所數量眾多，能力也足夠強大。另一方面是他們的醫療體系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和做事的方式。
一個正常醫療生態里，組織形式應該多樣化。
如果所有的醫院都一樣，一旦發生災難，大家的優點一樣，缺點也一樣，這樣就很容易出問題。如果有數量足夠，能力水平高的多元化醫療生態，大家相互彌補短板，解決問題就容易得多。但我們現在社會醫療機構，能夠達到標準的不多。
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需要反思，要創造條件，鼓勵專業醫生、專業資本出來辦醫療機構。
現在辦醫院太不容易，有太多的套路，醫院的專家誰愿意像個孫子一樣的去求人。為什么莆田系的社會辦醫那么多，我們要想想原因何在，他們難道更懂醫療，更專業嗎？武漢亞心那樣的專家辦醫成功的非常少，他們是大的專家團隊，在資本的支撐之下，熬了十幾年才成功。
創奇說：如果城市治理能力好，有成型的三級診療機制，能不能避免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段濤：新冠肺炎在武漢的三甲醫院暴發，更不能去期望在社區醫療中心能做得怎么樣。
歐美成熟的社區醫院，家庭醫院的基礎能力與大醫院醫生水平是基本一致的。社區的醫生必須經過專業培訓，才可以去申請診所。所以歐美國家醫生的水平是均質的，診所看病的方式、方法，跟大醫院的專家是一樣的。他們用同一個指南，同一個流程，同樣的設備，受同樣的培訓。
我們社區衛生中心的醫生，很多人很難都達到三級醫院醫生的水平。當然如果地方的管理能力比較強，不至于出這么大問題。舉個簡單例子，孕產婦死亡的管理，上海跟全世界最發達國家的水平一致，為什么管得好，因為上海的衛健委能夠管得住上海所有的醫療機構。
創奇說：現在又提倡分診，什么是分診，它能對醫療體系起什么作用？
段濤：這是老生常談了，現在規定三級醫院不看普通病人，先到社區醫院去看，這很難實現，病人不相信那里的醫生，那些醫生的水平的確不過關。
三級醫院如果沒有普通病人支撐，只收病情復雜的病人，收費上不去，醫院的收入從哪里來？衛生醫療的預算占GDP的5%-6%，美國的衛生醫療占他們GDP的16%-18%。我們還要求醫務人員的水平繼續提高，衛生投入繼續加大，老百姓的負擔進一步減輕，那這就需要相應的預算才能實現。
另外從專業的角度看，分診要求小病到社區醫院，怎么判斷是小病？很多嚴重疾病，癥狀看起來像是小病，發燒就是感冒不是病毒感染？頭痛是感冒，不是腦瘤？這次新冠肺炎在三甲醫院靠CT都診斷不出來，社區醫院能看出來嗎？新冠肺炎的診療流程要求做的檢查，在社區里是做不到。
我認為應該的流程是初診在三級醫院，在那里確診了，有明確診療方案。再到社區抓藥，隨診，其實即便這樣也很難。
創奇說：如何實現分診？
段濤：我在上海一婦嬰醫院做院長的時候，那時候要做社區衛生中心，做分層體系，我有意為一婦嬰醫院在上海建10-12個診所，那樣可以把婦產科建在社區人口最多的地方。
上海1/6-1/7的孩子在一婦嬰生的，孕婦從各個區跑過來看醫生很麻煩，如果在家門口就可以看到三級醫院的醫生，一般產檢就在家門口，特殊檢查到總部，婦科手術到總部，家門口隨診。
如果婦產科這樣做了，兒科也可以這樣做，內外科也能這么做。三級醫院就能伸到各個社區，到社區去的醫生，都是三級醫院的人。社區醫院和三級醫院的利益在一起，三級醫院的收入也保證了，分診的目的也實現了。
如果這樣做，所有社區衛生中心都是三級醫院開的，患者肯定會放心這樣的社區醫院的能力。這個做法從操作層面阻力不大，實現不難。如果放手讓我們逐個去突破，比較差的社區醫院逐漸萎縮，三級醫院的診所慢慢壯大，分診就能實現。
如果讓醫生離開三級醫院去開個人診所，有很大難度。醫生的個人品牌沒有樹立起來，一旦離開公立醫院，病人不會找他看病。而且私立診所的申請流程、日常維護非常麻煩。開辦醫院和醫院生存都有大問題，現在最可行的就是三級醫院開診所這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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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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